多次动议酝酿七大

　　党的七大于1945年召开，距1928年召开六大历时达17年之久。其实，关于召开七大的动议早已有之，光准备工作就进行了多次。
　　1931年1月7日，扩大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上，有的代表提出召开紧急会议，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政治局报告中也提出“党现在就应开始准备七次大会”，共产国际代表也表示赞成，全会决议案便决定“委托新的政治局开始必须的准备工作”，此后不久，由于国民党军队连续对中央苏区发动“围剿”，战事连绵不断；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连续出现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事件，中共中央在上海也站不住脚，被迫转移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等原因，召开七大之事便难能顾及了。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日渐安定，召开七大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随即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在最近期内”召开七大，并初步拟定了七大的主要任务和议事日程。会议决定成立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5人组成秘书处；毛泽东、王明、朱德等25人组成七大代表召集委员会。由于诸多因素相扰，这个决议并没有被付诸行动，筹备委员会也没开展工作。
　　1938年，中共中央又在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1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召开七大的报告起草、议事日程、代表分配及产生办法等具体细节和准备工作做出了若干规定和明确指示，并就这一决定向共产国际作了汇报，希望共产国际派人指导。
　　1939年6月14日、7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两次向各地党组织发出如何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要求9月1日前选举出代表：总数约为450人（7月21日的通知又作了补充：“各地除照数选举正式代表外，并应选出三分之一的候补代表，总数为一百五十人”），并就代表的名额作了具体分配：北方局74人，八路军95人，新四军50人，南方局（包括四川在内）56人，边区（包括中央机关、留守兵团在内）100人，中原局50人，陕西省委15人，华北3人，东北3人，新、兰（即新疆、甘肃——作者注）4人。同时强调代表必须为一年以上党龄、政治上绝对可靠的正式党员，一般年龄在20岁以上；尽可能使妇女、青年代表占10%，工人代表占20%，而且工人代表尽可能涵盖有大城市、大产业、铁路、海员、矿山等区域或行业；必须注意代表质量，郑重选择，不得滥竽充数。然而，从这时起，国内形势又发生变化，国民党顽固派相继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各地打退反共高潮和粉碎日军“扫荡”上，召开七大的筹备工作又一次受到影响。
　　1941年3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决定在“五一”劳动节召开七大，要求一切准备工作要在节前完成，而且决定七大的议程主要为三大报告，即政治报告（毛泽东）、军事报告（朱德）、组织报告（周恩来）。会议还确定了大会秘书处等机构，任命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王若飞、李富春为副秘书长。随后不久，中共中央又决定推后召开七大。当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又曾打算于次年上半年召开会议，后因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和其他工作相扰，召开七大被再次推迟。
　　1943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在7月17日召开的会议上向政治局提出于8个月至9个月内召开七大等相关建议，中央政治局采纳了其建议，于8月1日发出《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安出席大会的指示》，决定七大改在年底举行，并特别指示彭德怀、罗瑞卿、蔡树藩、薄一波、聂荣臻、吕正操、朱瑞、苏振华等“来延诸人交代职务后即行动身，近者九月内，远者十月内，到达延安参加预备会”，其他出席大会的代表也必须于最近期限内启程。随后，由于中共中央政治局重新召开整风会议，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史，七大再次延期。
　　经过整风运动，全党思想空前统一，其他各方面条件也已具备，于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在1944年5月10日召开的会议上决定：立即着手筹备工作，准备召开七大，在7个月内开预备会，8个月内开大会；5月写出大会报告及指定发言的提纲，6月上半月成文；预备会开1个月，正式大会一部分公开举行，并可邀请党外人士参加。会议同时明确规定了起草各大报告的成员及其负责召集人：军事问题报告委员会成员为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陈毅、叶剑英、谭政、徐向前、贺龙、聂荣臻，由朱德负责召集；组织问题报告委员会成员为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高岗、谭政、王若飞，由刘少奇负责召集；统一战线工作报告委员会成员为周恩来、邓颖超、陈毅、王若飞、薄一波、贾拓夫、林伯渠、林彪，由周恩来负责召集；党内历史问题决议由任弼时负责。会议还决定在七大前召开六届七中全会，并于5月20日左右召开首次会议。5月19日，中央书记处又决定，5月21日（星期日）召开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下午一时在杨家岭举行）。一再延迟的中共七大，至此终于提上了日程。

　　        想方设法筹措物资

　　粮食、蔬菜、纸张、药品以及其他物资的供应是否充足，直接决定着人员众多、场面宏大、会期较长的七大能不能如期举行。为了不使七大因物资供应不足而再次延期，1944年下半年，党中央就组织有关人员开始了会议所需物资的筹措工作。
　　当时由于战争环境，加之国民党的封锁，当时延安物资供应很紧张，党中央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筹措物资的基本原则：因陋就简，尽可能就地取材；延安数量实在有限而不能满足供应的，就到附近的解放区筹措。
　　会议需要印制大量材料，而延安当时又极度缺乏纸张。筹委会的成员便组织有关人员，土法上马，以当时遍地都是、具有韧性、叶子又扁又长的马兰草作原料，利用比较简陋的设备，制造出了一种比较适用的马兰纸，解决了纸张的供应问题。七大的会议材料都是用马兰纸印制的。
　　召开七大时，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已经取得显著成效，部分物资已可供应会议，但粮食缺口仍然很大。1945年初，党中央组织的七大筹粮组从山西境内将粮食顺利运送到了延安。这一成绩使得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更加坚定了近期召开七大的决心。闻此喜讯，他们立即拍板定案：开会，七大不能再延期！
　　解决了粮食问题，边区的蔬菜、水果、猪羊肉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这就使得代表们每天可以吃上四五两肉；保证八人一桌的桌上有八个菜，荤菜主要是猪肉、羊肉，他们还吃过几次黄河鲤鱼；蔬菜供应尤为充足，代表们在饭后还可以把西红柿、黄瓜当水果吃；主食是小米，每隔两天可以轮换吃上一顿馒头或大米饭。丰盛的伙食，使代表们身体健康，精神饱满。
　　会议间隙，会务组还有条件多次为代表们举办体育活动和文艺晚会。周六晚上都有舞会，这时，中央领导同志和一些代表穿着布鞋或草鞋，都会聚集在王家坪桃林的草地上跳交谊舞；鲁迅艺术学院和留守兵团部队艺术学校等文艺剧团为代表们演出了《甲申三百年祭》、《李秀成之死》等话剧；代表们还可以在一起下象棋，或打康乐球；会议期间的5月8日，法西斯德国无条件投降，斯大林在莫斯科向苏联人民发表讲话，宣布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了庆祝胜利，七大休假一天，代表们和延安各界群众一起，参加欢庆活动。晚上，放映了《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等苏联影片（有的是译制好的，有些没有译制的就由从苏联回来的同志现场口译）。
　　安全保卫工作也做得很到位，七大期间，延安比较平静，没有遇到敌人的骚扰和破坏。
　　物资筹备工作的提前着手和悉数完成，为大会的如期召开、顺利进行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使大会没有因为物资供应而受到任何影响。

　　        通盘考虑选择会址

　　其实，在为召开七大而进行的所有实质性准备工作中，大会会址的选择、礼堂的筹建工作是着手、动工最早的，这是根据1939年中央书记处两次向各地发出的关于召开七大的通知中所定的时间表采取的行动。
　　当时，日军的飞机多次飞临延安上空轰炸，军民伤亡比较大，所以，为了保证会议的顺利召开和代表们的安全，党中央在七大会址的选择上也是慎之又慎。然而，这一看似简单的工作，却是几经变迁，最终才落脚杨家岭。
　　中央最初曾考虑在安塞县修建开会的礼堂。1940年5月，主管这一工作的任弼时和李富春亲自到安塞县的真武洞实地考察。考察后觉得尽管那里环境隐蔽，便于防空，但是离延安较远，交通不便，只好作罢。
　　接着又考虑将会址放在枣园后沟，因为那里山坡上树木比较密集、高大、葱郁，便于隐蔽；离领导人和代表们的住处相对不是太远，便于往来；离市内也比较近，便于应急物资的采购和供应。于是便在后沟西边山坡上比较平坦的山坳地上盖了礼堂，在附近打了窑洞。建成后才发觉，枣园后沟虽然秘密条件好，但地方太窄太小，条件比较差，容不下那么多代表，而且只有一口水井，水质又不好，用水都成问题，只得放弃。
　　最后，经多方考察，综合考虑，将会址定在中央所在地杨家岭。这里地形比较平坦，地势相对开阔，两边山坡不是太陡，已建有多处窑洞，其中中央党校的校舍就可以作为代表们的住处直接利用，只需建一座礼堂而已。而杨家岭原来就有一个砖木结构的礼堂，可容三四百人，1941年冬天不慎被一场大火烧毁。所以，在确定会址的第三天，时任中央副秘书长的李富春就请来了自然科学院的建筑专家杨作材，要他重新设计一个修建方案。杨作材很快就拿出来了两个修建方案。第一个规模比较大，可容纳所有的中央机关人员在里面工作。李富春看后笑着说：“你怎么了，是要在这里建都吗？”这个方案被否决掉，采用了比较适用又有特色的第二个方案。
　　方案确定，中央便在1941年开始动工修建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施工开始时，从当地请来了一些建筑工人，警卫连的同志们也轮流参加劳动。由于军民合力奋战，礼堂建设速度很快。历经一年多的开山炸石，紧张施工，大礼堂于1942年建成。这是一座凸式结构的建筑，充分体现了中西结合、壮观大方、朴素务实的时代风貌。礼堂大厅长36米、宽34米、高11米，可容将近千人，采用四个大石拱为主梁，而不采用当时大型建筑管常用的两排柱子，避免了遮挡视线，这是延安当时惟一没有使用木梁或木柱的大型建筑物。建筑的主要用材是延安遍地皆是的石料，同时又利用了陕北石匠高超的砌拱技术。礼堂的外表装饰，吸收了西方建筑的一些特点，如东厅门外，有一个石柱，是采用一块整石按照希腊的建筑风格设计而成，像一个少女的手臂，被称之为希腊多列斯柱式。中央大礼堂是延安时期建筑艺术的杰作，这座庄严、古朴的建筑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烽火硝烟，依然风姿依旧，巍巍屹立。
　　修建礼堂时对其用途严格保密，许多人不明白为何在边区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大兴土木，修建工程浩大的礼堂。因此，有些人给任弼时、李富春提意见，认为这是铺张浪费。到七大召开时，大家才明白了其中的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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