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说，毛泽东“放出陈毅来攻击我”

　　陈毅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曾多次见面、会谈，但给赫鲁晓夫留下深刻印象的是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２日那一次。当时，赫鲁晓夫结束了对美国的访问，匆匆赶往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庆典。他穿着意大利裁缝为他访美赶制的做工极为考究的灰色西装，神采飞扬，似乎在那个世界最富有的国度里受到的盛大欢迎的喜悦还没有消失。
　　赫鲁晓夫到达北京的当天晚上，出席了我国领导人举行的盛大国庆宴会。刚落成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宾朋满座：越南胡志明主席，捷克斯洛伐克诺沃提尼总理，朝鲜金日成主席……在灿如星海的千百盏彩灯照耀下，宾客盈盈，喜气洋洋。然而，在这节日般欢庆的壮丽场面中，却加进了一种令人不安的不和谐音调——赫鲁晓夫在讲话中竟教训起热诚接待他的主人来了：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整个大厅里怕是没有人听不出来，这是对中国的影射攻击，是指责中国不该如此坚决地反对美帝国主义。大厅里气氛陡然变了。赫鲁晓夫下机伊始，就用这种“老子党”的态度指手画脚，用这种站不住脚的论点教训中国，怎么能叫人不产生反感和警觉呢？
　　１０月２日，中苏双方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谈。会谈开始不久，交锋和舌战就出现了。
　　这次会谈，毛泽东、周恩来、陈毅都参加了。陈毅本来不是主谈手，但是，当赫鲁晓夫指责中国ｌ９５８年炮击金门是“冒险”、“好战”、“对亚洲和平不负责任”，甚至强烈暗示中国可以考虑暂让台湾“独立”时，身为外交部长的陈毅忍不住拍案而起。他指出，金门、台湾都是中国神圣的领土，炮击、解放这都是中国自己的事，是内政，是不容别国说三道四的。说三道四，就是不尊重别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赫鲁晓夫讲不出道理，竟然耍赖说：“好，我知道你是元帅，我是中将，军事上我得服从你，但现在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你只是政治局委员，你应当听我的。”
　　对赫鲁晓夫的个性，陈毅早有所闻，但仍未想到这位“第一书记”竟会越过兄弟党的界限以职压人。他毫不客气地说：“什么第一书记？你讲得不对我们就不听你的。这是两个党在谈问题嘛！”陈毅接着又说：去年你提出要在中国领土上共建长波电台和海军联合舰队，我们认为这也是有损中国主权的事。赫鲁晓夫矢口否认：“那是某些政府部门干的事。”陈毅立即与他当面对证，令赫鲁晓夫面红耳赤无以对答。后来，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这一次毛没有正面出来谈我所怀疑的事……放出陈毅来攻击我。谈判一下子就激昂和紧张起来。”
　　问题当然谈不拢。赫鲁晓夫除饱餐了中国菜肴的美味外，什么收获也没有，悻悻然离开了北京。途经海参崴时，他咒骂说：中国“像好斗的公鸡一样热衷于战争，这是不明智的”。那么他这只不好斗的、“明智”的公鸡又如何呢？正当他飘飘然地大肆宣扬他的美国之行，宣扬与美国总统创建的什么“戴维营精神”如何造福人类和平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总统却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我不知道任何戴维营精神！”这不啻是当众给了赫鲁晓夫一记耳光。难怪陈毅也说：“赫鲁晓夫这个人是容易对付的。‘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
　　１９５９年的中国，外有美国武装威胁，中印边界冲突，内有严重的自然灾害，特别是苏联政府突然撤走全部专家，撕毁合同，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巨大的灾难。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中国共产党人将作出何种抉择。陈毅在一次接见外国友人时说：“老实讲，我们可以跟着赫鲁晓夫走，这样他马上会称你亲爱的同志，授你勋章，给你援助，可以得很多好处。但我们作另一种考虑：不服从他‘老子党’指挥，坚持原则，以平等的地位起来同他讨论问题，那马上就要遭受打击。我们考虑过后果。但为了保卫马列主义原则，保卫中国独立自主权利，中国决心不贪图他的‘好处’，把这场斗争坚持下去！”

        美国代表团团长哈里曼对陈毅说：“你无论如何不要忘记请我去中国呀！”

　　在１９６１年５月召开的关于老挝问题的扩大的日内瓦会议上，美国代表团团长、国务卿腊斯克在老挝停火问题上无理取闹，破坏中国努力促成老挝三亲王的会晤，使会议时开时断，陷入了踏步不前的僵持状态。
　　在会议间歇，陈毅或是四处造访，或是接见记者，或是广邀来客，坦率交谈，使向来抱有成见的西方记者大感意外：“共产党中国外长陈毅，穿着资本主义的西装，戴着轻毡帽，和以前完全不同，做出愉快的姿态，采取开朗的、有信心的、应付自如的态度，宣传着他们有人情味的一面，广交朋友。”陈毅在日内瓦的７个星期时间里，给参加会议的大国、强国和弱小国家的代表们留下了“令人惊讶的亲善”（美国《先驱论坛报》语），交了许多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以下就说说他和美国第二任代表团团长哈里曼的交往。
　　哈里曼此次代替腊斯克任美国代表团团长，陈毅在他未到日内瓦之前，就对他进行了“调查”：此人出身美国东部富豪“铁路大王”之家，毕业于耶鲁大学，曾在罗斯福、杜鲁门执政时期担任过许多外交要职，人称“三朝元老”、外交界“不落的明星”。就其思想体系来说，他是反共的，但他并不赞成杜勒斯“遏制”中国的死硬政策。他曾批评杜勒斯“第一个错误是‘放蒋出笼’”。此次来日内瓦，他已年满７０岁，但在会场内外依然很活跃，做出了各种较为积极开明的姿态，然而又往往受到来自华盛顿的制约。
　　陈毅对此人产生了兴趣。
　　一天，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对陈毅说：“哈里曼对我说，他天天和你陈毅外长一起开会，见面不打个招呼不好，你是否能给我介绍一下？……我赶紧说，如果你有这个意思，我可以传达。哈里曼一听又赶紧缩了回去，说想和陈外长接触，这是他个人的意见，他还得请示国务院。”陈毅听到这里笑了。哈里曼瞻前顾后，实际上反映了美国人在这一问题上举棋不定的态度。
　　就在陈毅准备暂时离开日内瓦的时候，老挝富马亲王和苏发努冯亲王为各国代表团举行了一次鸡尾酒会，陈毅和哈里曼都应邀前往参加。这一回，哈里曼大约已得到国务院的指示，因此，拐弯抹角想和陈毅搭上话。他先派了个助手，找到在华沙与美国谈判的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请求王炳南向同他谈判的美国比姆大使问好。奇怪，美国国务院官员向本国派出的大使问好，却要请中国大使转达，这个圈子兜得不小。王炳南回答：“可以代问他好。”哈里曼见未遭到拒绝，又随即派夫人找到印度代表拉尔，请她“搭桥”去见中国的女同志。拉尔带着哈里曼夫人来到一位中国女同志身边说：“这是哈里曼夫人，要同你们认识一下。”话音未落，夫人的手已经伸出来了。中国女同志毫无思想准备，只握了一下手，点点头。
　　陈毅觉得哈里曼的“迂回战”打得差不多了，下一步要和自己打招呼、握手了。果然，哈里曼拉上加拿大代表团代理团长朗宁，偕同夫人一起，向陈毅坐着的桌子边走来。陈毅装着没看见，只管抽烟，休息。美国人这次看来是下定了决心。朗宁走过来对陈毅说：“陈元帅，这是哈里曼夫人，要和你握握手，你同意不同意？”哈里曼竟把夫人推到了第一线。陈毅站起来，彬彬有礼地坦然说道：“这有什么，当然可以。”他和哈里曼夫人握了手。
　　“哈里曼夫人，很少见你出席会议，你大概是来游览的吧？”陈毅寒暄道。哈里曼夫人立即把话接过来：“陈元帅，你每次发言我都来听的。从远处看你很漂亮，现在从近处看你更漂亮！”这句纯粹美国式的恭维，是陈毅事先所不曾料到的，他只能报之一笑。这时，哈里曼也不失时机地转过身来，主动向陈毅伸出了右手。陈毅微笑着，伸手和他握了一下。
　　这边两只手刚刚接触，那边摄影机快门咔咔作响，闪亮成一片。几个眼疾手快的记者，已经抢拍下了这个不可多得的镜头。巴黎《快报周刊》载文说：“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瞬间。美国政治家主动和中国政治家握了手，这是多年来破天荒的第一次。”事实证明，美国不能再漠视中国的存在了。
　　握手之后，陈毅和哈里曼作了一番简短的谈话。哈里曼说：“这次会议上，元帅阁下批评了我们美国，但你的态度是克制的。”
　　“克制？”陈毅对这个词很意外，因为他是整个大会上唯一敢正面批评美国的代表。他在发言中没有少“骂”美国，何来“克制”？陈毅怕弄错，特地请翻译向哈里曼证实，对方确实用的是“克制”一词。
　　陈毅要回国了，将代表团的工作留交给副部长章汉夫去做。陈毅不像美、英、法、苏代表团团长那样，不声不响地离开日内瓦，而是在住处花山别墅设席，举行了一个空前盛大的招待会，招待在日内瓦的各国代表团负责人及成员、会议服务人员和各国记者。在拟定招待会邀请名单时，有人向陈毅请示，各国代表都请，要不要请美国人呢？陈毅说：“请嘛。大方点，美国代表团请，南越吴庭艳的代表也请。不请，他该说中国人‘强硬’、‘骄傲’了。请了不到，就是他的责任了。”结果，美国代表没有来，美国的忠实追随者吴庭艳政府的代表也没有来。陈毅说，哈里曼大约是接到了国务院的指令才如此做的吧。在这种自我孤立的态度面前，陈毅的言行举止，更显示了自信有礼貌的泱泱大国风度。
　　一年后，陈毅再次来到日内瓦，代表中国在经过反复协商、激烈讨价还价后达成的关于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国际协议上签字。签字后的第二天，陈毅又见到了哈里曼。哈里曼说：“我对你讲话稿中头两页是同意的，但不同意第三页。”陈毅回答：“看来你还不如我的水平。我还讲了两页你们喜欢的，你讲的我一页也不喜欢。现在最重要的是执行协议，美国应当从老挝撤军，从泰国撤军。”哈里曼表示，美国的事有难办之处。如果罗斯福迟死三年，事情会好得多。陈毅风趣地回答：“美国军队并不愿意留在泰国嘛。那里太热，蛇多，士兵放哨还要站在凳子上，不如在美国舒服。美国士兵是年轻的，他们不懂事，但有一天他们会问：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呢？”哈里曼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膀。临走前，又专门来和陈毅握手告别，说：“你无论如何不要忘记请我去中国呀！”

　　    西哈努克说，陈毅“是我最尊敬的老朋友”

　　１９５６年２月，宣称中立的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应邀首次访华，中方决定给予隆重的欢迎，但具体参与接待的各方面人员是否都能充分地认识其意义，陈毅很留心。他对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去把机场的、宾馆的、文艺演出团体的，还有所有参加接待的有关单位领导，都给我请来；还有北京市交通警察、公园管理人员，也不要漏掉。”
　　晚上，几百人坐了满满一礼堂。陈毅对他们说：“西哈努克是什么人？此人是王子，做过亲王、首相、党魁，兼教主、兼统帅。当兵出身，又做过导演，写过小说剧本，爱好音乐绘画。一切矛盾集中在他身上，非如此便不能应付柬埔寨国内外复杂的局势。它是一个５００万人口、１８万平方公里的小国，处在两大阵营中间，不能不采取中立政策。夹缝中求生存，两面有收益，这是完会可以理解的。它愿意保持独立和中立政策，我们就应该给予积极支持和欢迎。我们应当有这样的气魄和胸怀。”陈毅还风趣地说：“打麻将有‘清一色’，社会生活非常复杂，不可能‘清一色’，各种各色才正常，五彩缤纷才好看。大家都穿蓝制服有什么好？我看花裙子可以穿，大礼帽也可以戴嘛。总的方向达到一致就行。”陈毅的风趣介绍，不时引起听众的阵阵笑声。正是在陈毅的热情关心和亲自过问下，这次接待热情周到，深得西哈努克的称赞。
　　１９５８年８月，西哈努克第二次访华。为利用中国影响抗衡美国和南越吴庭艳政府对柬埔寨的压力，他要求改变中立平衡的做法，改善同中国的政治关系。８月下旬至９月上旬，陈毅陪同西哈努克参观了许多地方，交谈了许多内容。在面临美国支持南越加紧侵犯柬埔寨的严重时刻，陈毅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严正声明，谴责美国、南越的侵略，支持柬埔寨的正义斗争，这使西哈努克不但下决心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而且通过长时间和陈毅相处、交谈，大有患难逢知己之感。他感到陈毅不仅热情、可信，而且机智、诙谐。
　　１９６０年５月，陈毅陪同周恩来总理对西哈努克的两次访华进行回访。行前，忽然得到西哈努克的父亲病逝的消息。在国丧期间要降半旗、举国哀悼，此时接受访问，主人担心欢迎礼仪不能尽善。是否按原计划访柬？当时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和陈毅商量后，指示外交部通知柬方，他们将率代表团按期访问，专程前往吊唁老国王，并同西哈努克亲王会谈；因柬埔寨王国正处在国丧期间，希望柬方在接待方面从简。陈毅指示外交部，立刻为访柬代表团赶制素服，以示庄严隆重。西哈努克得知后，极为感动。为了欢迎周恩来、陈毅，他中止了吊唁活动，亲自到机场迎接。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９日，是柬埔寨独立１１周年纪念日。陈毅于１１月８日至１３日第三次访问柬埔寨，并参加庆典活动。专机从昆明经河内飞往金边，必须飞越或是绕过“胡志明小道”上空。那时，美国在越南的侵略和战争行动正在“逐步升级”，每天出动上百架次飞机，对“胡志明小道”和其他地方狂轰滥炸。现在，代表团专机穿越这片战区，陈毅的安全能有保证吗？即使绕道，也难免会遭到美国飞机的袭击。那么去不去？去又应当飞哪条航线？所有这些，中央授权由陈毅决定。陈毅果断决定：取道“胡志明小道”上空飞行，并且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在出发前公开发布消息，将代表团专机所要走的航线公之于世！朋友们对此深表担心，可是陈毅却说：“嗨，你们不知道这里头的诀窍哩――越是走最危险的地方越是安全。谁都知道那是美国飞机的活动范围，我们的飞机出了事，这笔账还不记在它头上？我谅他们也不敢打！”果然，在陈毅的座机进入“胡志明小道”上空时，美国的飞机时而在下方，时而在上方，躲躲闪闪像影子一样跟着。陈毅扭头看看窗外，爽朗地笑了：“好嘛，还有美国飞机护航哩！”
　　陈毅这种对美国侵略武力的蔑视，这种冒着危险前进的勇气，本身就是对柬埔寨人民的有力支持。
　　“文化大革命”中，陈毅被林彪、“四人帮”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再受到错误的批判，结果积郁成疾，患了直肠癌。此时西哈努克也交了恶运，美国乘他出国访问之机，策动柬埔寨右派发动政变，西哈努克有国难回。尽管如此，但他仍然不忘手术后的陈毅。他不止一次对中国驻柬埔寨大使康矛召说：“我一碰到困难，陈毅元帅就发表声明支持我。……他是我最尊敬的老朋友，是我们柬埔寨人民的老朋友！”１９７２年１月６日，陈毅不幸去世，西哈努克亲自打印唁函，并和夫人一起参加了陈毅追悼会。他久久地握着张茜的手，怆然泪下。



（胡居成）